改革开放以来村志编修的分析与思考
　　——以广州地区为中心
　　 
　　【摘 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的村志编修实践为中心，通过具体分析村志编修的背景、编修模式、编修人员以及内容体例，探讨当前地方志工作部门对村志编修工作的管理思路。文章着重研讨地方志工作部门对村志编修工作的管理、指导、服务，提出地方志部门角色定位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村志编修独特性、承认村志形态多样性等方面的观点。
　　【关键词】 村志 广州 管理 指导 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村志编修获得空前推广与发展，在社会参与度、编修成果等方面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1]。特别在近十年来的珠三角地区，随着城市化推进，传统村落面临消亡，自发或有组织的村志编修成为潮流。值此村志编修方兴未艾之际，地方志工作机构需要适时有效地担当起指导的职责。正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在广东省地方志工作座谈会上所明确指出的：“要认真总结经验，科学规划，探索地方志工作向乡镇志、村志和家谱编纂延伸。” [2]然纵观以往的村志研究，大都专注于编纂方法的探讨，或某部村志具体而微的解析，对村志编纂整体状况的总结及管理思路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编修的村志为例，通过样本分析总结村志编修的客观状况，进而对地方志工作机构当前如何管理、指导与服务村志编修工作提出粗浅看法。
　　一、广州村志编修现状分析
　　（一）总体情况
　　2014年，广州市属共12个区（县）。[3]2014年底前各区（县）村志编修总体情况如下：天河区天河系列村志20部，其中《石牌村志》等8部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猎德村志》等12部为非营利性正式出版物；黄埔区村志13部，其中《夏园村志》《茅岗村志》为非营利性正式出版物，《横沙村志》《下沙村志》等11部为内部参考印刷资料；白云区石井街《庆丰村志》《鸦岗村志》2部，均为正式出版；番禺区《长莫村志》《赤岗村志》2部，均为内部参考印刷资料；花都《公益村志》《五华村志》《横谭村志》《环山村志》4部，其中《环山村志》为正式出版物；[4]增城市3部，《群星村志》为正式出版物，《罗岗村志》《竹坑村志》为非营利性正式出版物。此外，海珠区有《仑头村史》等10部正式出版的村史。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县）村志编修总量共计44部（不含海珠区村史）[5]。2014年底即将付印或正在编修的有增城《塘美村志》、白云区《三元里村志》、越秀区《寺右村村志》、黄埔区《横沙村志》（重修）、《双沙村志》（重修）等等。
　　（二）编修背景
　　1989年3月，广州市召开第二次修志工作会议，决定市属区县展开修志。。1990年开始，各区先后启动区志编纂工作，一些区县组织编修街志、镇志，以之作为编修区（县）志的基础资料，由此带动了部分村编修村志。1991年，天河区猎德村编写完成1.8万字的村志初稿；1992年-1995年，黄埔区辖下大沙镇、南岗镇、长洲镇组织各村编写基础资料，报黄埔区地方志办采用，产生横沙、双沙、姬堂等11部村志初稿。2000年底至2002年，各区先后启动第二轮修志。续修工作依然将镇村纳入资料提供单位，仍有不少村以此为契机，组织编修本村村志。先后完成编修的村志有：黄埔《夏园村志》（2002年），增城《罗岗村志》（2003年）、花都《横谭村志》（2003年），花都《公益村志》《五华村志》（2004年）、番禺《赤岗村志》（2004年），番禺《长莫村志》（2005年），花都《环山村志》（2008年）等。
　　与此同时，随着广州城市化不断推进，不少村落土地被征用，乡村面貌面临急剧变化。这种形势倒逼村庄或主动或被动地抢修村志。最早行动起来的是天河区。由于广州城市发展实施“东拓”战略，位于中心城区以东的天河区处于城市化剧变核心地带。2001年4月，天河区政协委员向区政府提交议案，建议政府组织编写村志，挽救即将佚失的村庄历史资料。5月，天河区政府办理政协提案，要求区志办负责组织村志编修工作。2002年，天河区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村镇文化遗产，启动村志编写工作。”由此，启动天河区长达10余年的全部村志编修工作。2003-2008年，共有17部天河系列村志陆续出版。2009年，由于筹办亚运会，广州“城中村”改造提速。黄埔、白云等区一些面临拆迁的村庄自发组织编修村志，如黄埔区横沙村。该村2002年实行村改居，2009年着手城中村改造，许多宗祠、家塾面临拆迁或异地搬迁，村领导遂以此为契机，外聘主纂人员，及时拍照、采访，在原有村志初稿基础上重新编修村志。在横沙村影响带动下，附近兄弟村如下沙、双沙、姬堂等，亦在随后两年纷纷着手重修村志。白云区鸦岗村，也是在城中村改造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发起修志。这种由城市化倒逼引发的广州村志编修的情况，自2002年以来延续至今。
　　如上可见，广州地区的村志编修主要在两个大背景下进行，一是两轮修志的直接带动，44部已有新修村志中，有19部村志源于此背景，所占比例为43%；二是城市化发展倒逼所致，有22部新修村志源于此背景，所占比例为50%，正在编修或即将付印的几部村志，也均为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挽救村落历史而为。
　　（三）编修模式
　　自隋代以来，地方志主要由政府主持编修，采用“官修”的编纂组织模式，由地方主政官员负主纂之责，发凡起例、选聘主纂、审阅校订、付梓刻印等。但“村”是最基层的区域单位，其管理模式中带有更大的自治性和人文影响的复杂性，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的村志，主要采取两种编修模式：政府组织和民间自发组织。政府介入的程度已有变化。
　　政府组织 天河村志系列是较为典型的政府组织编修模式。这种模式近似于传统“官修”，由政府修志部门即地方志办公室负主纂之责，承担为辖区内行政村村志编修推荐、选聘主笔人员，拟制篇目大纲、审稿审定、付梓印刷等职能。2002年天河区地方志办公室着手区内村志编修组织工作，不但印发《广州市天河区村志篇目》，统一设定篇目大纲，而且安排专人负责跟进全区村志编写甚至亲自参与编写，区志办其他人员负责指导、参与书稿修改、审阅，定稿后由区志办统一联系出版印刷事务。对各村编纂出版村志，区财政给予一定数额的经费补贴。在这种模式主导下，天河区内24条行政村，至2014年底陆续完成村志编修的有20条村。这20部村志以统一的开本设计、封面设计公开出版，形成强有力的村志品牌效应。在现有广州全市44部新修村志中，天河村志占总量的45%。以涵盖全区的村为范围，全面组织编修村志，这在广东甚至可能在全国是率先之举，其经验值得深入总结。
　　2012年来，黄埔区村志编修推行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模式，这一模式与天河模式有相似之处，如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区内统一发动、统一组织培训、拟制篇目、审稿审定，也有返聘专职修志人员负责跟进此事。但也有不同之处，在寻找主纂人员这一关键环节，区志办并未参与遴选或予以推荐，对定稿后的村志是否统一公开出版亦未有规定，由于辖内各村自主物色主纂人员，自主制定编修进度和出版形态，有可能带来各村村志编写体例、编写内容、编写进度的参差不齐。这或可视为一种从实际出发组织村志编修的试验。
　　民间自发组织 中国农民有浓厚的修志情怀。宁夏固原古稀老人高荣峰花了9年时间编纂《崖堡村志》，山东临沂村民许亦江耗时4年自修《水南村志》，南宁76岁老人历时13年编写《孟莲村志》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亦一直有民间自发组织编修村志的现象，但均非村民个体行为，而是村委决定，村集体共同参与的组织模式。
　　自发组织编修村志的动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由编修族谱引发修村志。珠三角乡村社会，同姓村比例较高，且不同姓氏原来都有编修族谱的传统，以记录宗族发展脉络。由于不少宗族族谱在文革时期被烧毁，或是被遗失，宗族有重新编修族谱的愿望。如增城竹坑村，2000年12月，村委会决定编纂村志，直接动因在于“由于各种原因，族谱已经断记、遗失或者残缺不全，且在抗日战争前至2000年没有任何记载，族中许多事情无从查考，海外和港澳台同胞寻根问祖很不方便，村中人外出越来越多，这些人年深日久必成分支，也需要追踪溯源，故编写村志成众望。”[6]族谱与村志等同，在广州地区其他村落亦有此类情况。如从化木棉村以谢氏为主要姓氏，其谢氏族谱就一并记载了村庄发展历史。[7]二是基于存史、育人的作用，延续乡土文化的愿望。中国古来乡村修志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记录村落发展历史，“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增城《罗岗村志》村委会编纂村志的直接动因始于村庄独特的乡土文化需要传承。罗岗村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客家文化非常浓郁，村党支书在村志序言中谈到，组织编修村志是由于该村“可以教育和鼓舞后人的事实，见诸于文字记载的除了在族谱中有点滴反映上，基本上是空白的，特别是近百年村民抵抗外辱以及建国后建设历程，都没有系统记载。”[8]番禺《赤岗村志》提到“村史古已以往，近亦失记，年轻一代知之更少，留待日后才编写资料难以采集，现趁老一辈还健在，还可以难中取易，因此编志当务之急。”[9]三是“城中村”改造倒逼村庄为保存乡土文化的历史回忆自发组织编修村志。如正在重修的《横沙村志》《双沙村志》等。分析以上几种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岭南地区村落多为聚族而居，村民有浓厚的宗族乡村观念，形成一种乡村集体的动力。
　　（三）主纂者
　　本文所谓主纂者，指在村志编纂过程中负责起草凡例、编制纲目、收集资料、执笔撰写的人员。考察广州地区现有的改革开放以来编修的44部新村志，主要有三类主纂人员：
　　一是本村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的村老。如《五华村志》主纂者为村中八十岁耆老[10]；《横谭村志》先是聘请本村两位老前辈进行撰写，再聘请退休返村的某公司副总为主编兼撰写工作；《公益村志》主纂系公益村人，出生于私塾教师家庭，从事教学工作37年，并于1986年退休。[11]番禺《赤岗村志》《长莫村志》[12]也请村中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长者执笔。这类主纂者在本村土生土长，非常熟悉村庄各方面情况，在采集口碑资料过程中具有先天的人脉及语言优势；不足之处在于这类主纂人员往往文化水平有限，通常不了解志书体例，所修成果常常只能视为资料长编或者汇编，并非严格意义的志书。
　　二是本区内熟悉本村情况的退休老教师、老文史工作者。这一类以天河村志系列为代表。天河区已出版的20部村志，基本由天河区志办推荐的熟悉本区情况的退休老教师、老文化工作者主纂。如《棠下村志》，具体执笔由退休老教师、退休小学校长4人负责；《猎德村志》则由猎德村委会聘请区地方志办公室推荐的由退休老教师组成的编写团队，在原有村志基础上重修。黄埔区《夏园村志》由本村退休老教师主笔。目前，花都区地方志办公室亦采用此类模式，由区志办在本区内物色熟悉本区情况的退休老教师、老文史工作者负责主纂。这类主纂人员文化程度较高，文字驾驭能力较强，对本区该村情况较为熟悉，同时也有机会参加由修志机构组织的培训，因此编修出来的成果相对成熟度较高。不足之处在于需要区地方志部门进行专业协助或者辅导。
　　三是外聘修志团队。在前两轮修志过程中，广州地区各村基本没有外聘专业修志机构或团队，自2012年来，一些村原有村志（初稿）主纂者年龄已至七八十岁，甚至有部分主纂者已作古。村委会不得不重新物色主纂人员。在寻找主纂者的过程中，往往一条村物色到合适的编修团队，推荐给附近兄弟村，藉此形成由某个编修团队承包某片行政村的现象。黄埔区重修的《横沙村志》《双沙村志》即为此类情况。这类主纂人员有编修村志的实践经验，志书体例及规范相对较为熟悉，文字及图片处理能力较强，编修进度快，成果最为成熟，不足之处在于这些编修团队常常并非本地人，不擅长本地语言，不了解本地习俗，编写村志有隔鞋搔痒之感。
　　由上分析可知，组建科学的编修团队对顺利启动村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熟悉本村情况的退休老教师、老文史工作者是编修村志的主要力量，在全部44部村志中，有70%的村志采用此类主纂人员。同时，要保障村志编纂质量，区（县）地方志部门的协助、指导至为关键。
　　（四）内容体例
　　不同的编修模式，决定了村志不同的内容、体例。
　　天河区采用政府组织编纂模式，使得天河村志系列在篇目、内容、体例上基本保持了一致。以天河村志系列之一《棠下村志》为例，志首设航拍图、清末民国时期番禺县鹿步司位置图、棠下被征用土地图、村部分村路名、山名、街巷图，各自然村规划图等，内文另有插图若干幅。篇目完整、平衡，包括凡例、概述、大事记、主体内容、附录、后记。主体内容13章，分别为自然地理、建置、人口、姓氏宗族、公共设施、乡村建设、乡村管理、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人物为单独专门篇幅列于章后[13]。全志章节目规范，语言白描平实，但记述亮点、重点稍显不足。其他19部天河村志，基本沿用《棠下村志》的体例和篇目，未出其右。
　　民间自发组织的村志编修，在内容和体例上则大相径庭。增城《竹坑村志》编纂的直接动因在于族谱失缺，因此进一步理顺村中主要姓氏世系成为编纂内容重点。全志篇目包括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要事辑录、自然村姓氏祖系。其中，自然村姓氏祖系的内容篇幅过半。各个姓氏始祖、世系，详列于上，在400页中有208页记述该部分内容[14]。可见，竹坑村自发编修村志的动因，部分在于将村志功能等同与族谱，利用编修村志之机重修族谱，村志异化为族谱化村志。《罗岗村志》充实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内容，篇目包括凡例、概述、大事记、主体正文。正文设十章，分别是自然村域人口、村内姓氏概况、党政机构概况、经济概况、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与教育概况、民俗方言、民间文化、革命斗争时期竹坑要事辑录、人物。为突出地域特色，专设“方言”一节，详细记载当地客家村民的发音方法、部位、语音系统特点、日常用语与派潭长宁话的对比等等[15]，这与村委会保存和彰显本村客家文化的初衷息息相关。番禺赤岗村在村志编纂过程中，由于未有全村族谱，可征用的文献少，仅有宗祠碑文记录可查，因此在《赤岗村志》篇目设计上，将宗族、祠堂文化文物前置，列于地理篇之后，并对宗祠内容记载非常详实。花都《横谭村志》完全由村民赞助出版，故在主体正文末以列表形式，记载每位赞助者姓名。可见。民间自发组织编修的村志，在内容和体例上不拘一格，虽不够规范，却各具特色，在内容体例上突出了重点和亮点，最原始地记录了村庄特色。
　　 二、村志编修的思考
　　 由于地域不同，全国各地村志在编修背景、组织模式、内容体例上显然会存在差异，但是，当前城市化日益提速的宏观背景，以及全国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第三轮修志的大前提却是一致的，从这一角度上说，以对广州地区村志编修状况的分析总结，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广州地区村志编修的实践，可以在服务、管理及指导等方面为村志编修工作提供启示。
　　（一） 承认村志形态的多样性，管理到位
　　推进地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是地方志机构不可推卸的职责。2015年4月23日，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对部门志、行业志与部门年鉴、行业年鉴以及乡镇志、乡镇年鉴与村志编纂工作的管理、指导与服务。”笔者认为，要切实加强村志编纂工作管理，政府修志部门应明确角色定位，在宏观管理思路上应有所为。首先，将村志编修纳入政府地方志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区（县级市）制定本行政区地方志发展规划，须将村志工作纳入其中；其次，将村志纳入地方志工作机构管理范围。区（县级市）地方志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内村志编修工作，履行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的职责，推动本行政区内村志编修工作完成全覆盖，并对村志编修的总体框架、资料提纲、工作进度、审查程序等提出要求；第三，村志编修经费应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不属于当地财政预算单位的，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统一编制预算，财政部门向地方志工作机构核拨，再由地方志工作机构向有关单位发放。
　　地方志机构在对村志实施管理的同时，在提出体例规范以及出版等方面的要求中，亦要注意村志的多样性，在某些方面有所不为。如上所析，广州地区既有的新编村志，体例内容各异，出版形态不一。除了海珠区《仑头村史》等10部“村史”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外，其他44部村志中，仅有13部由出版社正式出版，31部村志或以非营利性出版物的形态出版，或由村委自行出资付梓印刷，或者干脆以手抄本的原始稿样封存于村档案室[16]。这一客观事实恰好证明了村志编修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不管是族谱化的村志，还是冠以村史之名的不规范“村志”，或者是汇编式的内部手抄资料本，都是乡土历史文化真实的记录。在当前这样亟需记录村落历史的大环境下，修志部门在管理、指导村志工作时，就不宜用统一、规范的标尺去要求，更不可用硬性的编写要求、出版要求去审查验收。第二，由民间自发组织编修的村志，不同的修志动因，常常决定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增城《罗岗村志》《竹坑村志》即为实证。如若用篇目平衡之类的编纂通则来要求它，就恰恰抹杀了村志的乡土特色。民间自发组织编修的村志在突出乡村特征上自有其独到之处，这就要求修志部门不可自上而下的强行统一篇目大纲、统一编修重点，而应充分尊重村庄的多样性，突出村庄的自身特色。第三，在行政地位上，村不同于区（县）。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单位，村志编修的内生动力在于村庄自身，没有村委会、村民自下而上的融入与配合，是不可能编好村志的。因此，地方志部门应尊重村志在内容、形态上的多样性，在管理思路上，减少强制性干预，鼓励百花齐放。
　　（二） 明确修志机构的角色定位，服务到位
　　实践说明，政府组织的村志编修模式，具有动员范围广、成书效率高、内容较为全面、体例较为规范等优势。当前，各地城市化推进速度非常快，传统村落日渐式微，农村村庄数量和村均人口规模不断减少。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行政村数量减少到59万个，自然村每天以80 100个的速度消亡。[17]要及时挽救村庄历史记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和有效组织。但政府修志部门的介入，要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既要注意服务到位，又要避免越位。笔者认为，政府修志部门在村志编纂工作中可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好服务。
　　一是宣传发动。从广州现有村志编修的背景分析可知，两轮修志的启动直接带动部分村庄编修村志，可谓外在的推动器。第三轮修志将于2020年启动，定将为下一轮全国性村志编修高潮蓄积能量。此外，“城中村”改造倒逼村庄自发组织编修村志的现象自2002年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但真正行动起来的村落却不多，尚有大部分村领导不重视抢救村史，编修村志。可利用筹备、启动第三轮修志之机，面向镇（街）村广泛宣传，组织发动，以此可将修志存史的意识渗透至乡村，引导各方关注，从而推动村领导班子重视村志编修。
　　二是人员推荐。村庄有修志意愿，但往往缺乏合适的编写团队。修志部门不但要落实专人跟进村志工作，同时要发挥地方志部门熟悉、了解修志人才的优势，协助村委物色、组建合适的编写团队，以此可推动村志编修的启动，从而保证村志编纂进度。在年龄结构上，应老中青合理配置，一方面发挥老年人熟知地情、耐得住寂寞的优势，另一方面亦需要年轻人熟练掌握高科技工具的长处；在专业结构上，文字功底仅占其一，还需要修志能手或方志专家的参与，以更好地把握村志体例内容，减少修改周折。如能利用村庄自身力量组建编写团队，还需协助以外聘方志专家参与总纂或审稿修改；如不能自行组建编写团队，亦需由本村选派专人参与编纂工作，如提供基础资料，或组成审议小组进行资料复核。如番禺《赤岗村志》，为求真实，成立史实审议小组，将记载的事实慎重审议核实。小组基本为长者，老干部退休校长及文化知识深厚的族兄[18]。
　　三是提供经费。在经济发达的广州地区，仍有部分村庄因为经费问题无法启动村志编修，地方志部门应寻求财政支持，并注意在经费资助上灵活处理。由于村志编纂是一项浩大繁复的文化工程，但在城市化浪潮下又必须加快存史进度，笔者认为只要村庄完成村志初稿，就可给予财政经费补贴，不必硬性规定需达到公开出版要求。如此可帮助部分困难村庄及时启动编写，及时抢救濒临散佚的资料。
　　四是交流评议。现有村志编修存在交流缺乏、评议缺位的状况，要服务村志编修工作，还需由地方志工作机构搭建平台，组织村志交流会、评议会，促进村志编修工作者开阔修志视野，提升村志编纂质量。
　　（三） 尊重村志编修的独特性，指导到位
　　由上分析可知，广州地区村志编写队伍主要有三类群体，但每一类编写团队都存在自身不足之处，需要地方志部门的专业指导。保证村志编纂质量。地方志部门必须加强对村志编修的业务指导，但在具体指导中，应注意尊重村志编修的独特性，实行分类指导。首先，在体例上要把握共性。从目前的编修实践来看，村志在篇目内容、出版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这无可避免，但既然是村志，就必然遵循两个共性准则：一是在基本体例上要横排竖写；二是在基本内容上要反映村庄全貌。这是指导村志编修必须坚持的共性。其次，在内容上要突出个性。村志记述要求时代特征与乡土特征并重，对由于城市化浪潮倒逼推动的村志编修，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面貌发生质的转变，迫切要求村志细致地记载乡村消亡之前的面貌，反映当代乡村向城市化演进的过程。因此，农村体制改革、农村乡村建设应成为这一类村志编修的内容重点，是不容忽视的时代特征。需要浓墨重彩予以记述的内容包括：村落城市化改造过程地理范围变迁、征地过程、征用土地详细情况、撤村改制或撤村改居过程、农村股份合作制构建过程等等；城中村改造的提速，还要求村志对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宗祠、家塾的记载要格外详实，有条件的村庄，应详细记载祠堂的名称、地址、长宽、面积、规模、现状，详细收录祠堂庙宇门口对联、碑刻等，这些记载可以很好地反映村庄原有的乡土特征。也能为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如何科学保留传统文化提供十分重要的资政资料。对保育传统乡土文化的村志编修，如前文所析增城之《萝岗村志》，则要紧扣乡土特征，引导编修人员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记录村民在方言、民俗、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元素，为今后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多宝贵的资料。
　　 
　　张丽蓉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科员
　　广州市下塘西路447号 邮编51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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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白沙村志》到“珠三角现象”，颜越虎，《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第11页。
　　[2] 在广东省地方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李培林，《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第9页。
　　[3] 2014年2月广州市公布新行政区划调整方案，从化、增城撤市设区，黄埔、萝岗两区合二为一。但由于在实际运行中相关区县2015年底尚未正式挂牌，本文仍沿用原有区县设置，即市属越秀、荔湾、海珠、天河、黄埔、白云、番禺、花都、南沙、萝岗区及从化、增城县。
　　[4] 资料主要参照《广州市地方志事业志》，并结合笔者收集的部分花都、黄埔村志手抄本。
　　[5]由于海珠区“村史”系列著作在体例、内容上，与“横分竖写”的志体要求全然不同，故本文未将其列入村志范围一并统计。
　　[6]竹坑村委会编：《竹坑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7] 根据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13年从化木棉村调研发现所得。
　　[8]增城市荔城镇罗岗村委会编：《罗岗村志》， 2003年内部准印。
　　[9] 番禺赤岗村委会编：《赤岗村志》。
　　[10]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五华村委会编：《五华村志》。
　　[11]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公益村委会编：《公益村志》。
　　[12] 番禺鱼窝头镇长莫村编：《长莫村志》。
　　[13] 棠下村委会编纂，钟文卓主编：《棠下村志》，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14] 竹坑村委会编：《竹坑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15]增城市荔城镇罗岗村委会编：《罗岗村志》， 2003年内部准印。
　　[16] 此组数据在《广州市地方志事业志》“广州市各区县村志编纂情况表”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掌握的数据计算而成。
　　[17] 还有多少村庄等待消亡，中国建设报，2014年2月19日
　　[18]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陈善钊主编：《赤岗村志》。